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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的大南澳，是一片豐饒的河口平原（攝於2014年3月）。

清末之前的大南澳地區，國家力量尚未進入，是泰雅族原住民的活動範圍。清朝同治年間開始，大南澳地區發生變化，大南澳拓墾事件、樺山資紀密探蘇澳、清廷開山撫番政策這些外來勢力的進入，本地區開始有其他族群的活動，即使影響尚未深植於大南澳地區，但為日治時代對於此地的全面開發揭開序曲。

清末之前有關大南澳的敘述不多，清廷僅知道該地區，但沒有深入了解，《東瀛識略》記載：

臺北山後，由噶瑪蘭屬蘇澳而南為大南澳，再南為奇萊，其地寬廣與噶瑪蘭等，……自雞籠迤東四十里，經三貂嶺折而南，至噶瑪蘭屬大南澳番界，陸程一百四十里。

此外《噶瑪蘭廳志》記載：「東南至蘇澳過山大南澳界，八十里。」可知清廷已經知道大南澳這個地區，且以之作為一個明顯的地標與番界，雖然名義上被劃入噶瑪蘭廳管轄，實際上清廷的統治力只到達蘇澳，對於大南澳詳細情況也不了解。

至於此時的大南澳環境如何？《東瀛識略》中提及：「蘇澳而南為東澳、大南澳、小南澳（今朝陽社區），口敞浪巨，舟難久泊。澳以內嶺埔相屬，為額刺『王』字之大老閣諸生番所居。」由於蘭地長年東北季風甚強，東澳、大南澳等地海灣開口於迎風面，自然風浪大而船舶難以停靠，海灣後方即為高山峻嶺，被稱為「王字生番」的泰雅族原住民居住其中，大老閣即太魯閣之意，可推測早期所指的太魯閣番範圍較廣。

因位處偏僻的化外之地，大南澳地區早在嘉慶年間就是偷渡的地點之一，《福建省例》中的〈配運臺穀條款章程〉有這樣的一段敘述：「廈門內通同安、〔女寳〕洲、石潯、施場、劉五店等處，多有販艚船隻，由劉五店出口，藉稱往北，實則私販臺灣之大妥、中港、後壠、竹塹、大南澳、哈仔蘭等處偷運米穀，避配官穀，攬客偷渡，經葉前丞詳奉飭禁，俱令駕由廈口掛驗，方准出口。」不僅在大南澳，臺灣北部沿岸許多港口也有相同的情形，但中港、後壠、竹塹等地，是漢人已經開發的港口，唯獨大南澳位處番地尚未開發，筆者推測可能是取其險僻，或者部份漢人已與泰雅族原住民有交易活動，但與它地相較仍屬特殊情形。

同治13年（1874）的牡丹社事件，促成開山撫番政策的施行，卻早在事件發生之前，就有了在大南澳地區開路的意見出現。《淡水廳志》中提到：

由噶瑪蘭大南澳鑿山通道，而南環設州縣，如東粵瓊州例。瓊地不及臺地之廣，週遭設立十四州縣，內山為黎人如故。今臺有地方責者，僅二廳四縣，幅閅廣闊，每患鞭長莫及；加以後山未闢。同治七年，洋人美利士在南澳開墾，謂非中國地界，力爭始停墾。恐臥榻之下，他人鼾睡，則為患滋多矣。

瓊州即海南島，島上有黎族原住民的存在，清廷的治理是在島的四周設立十四個州縣圍住原住民的生活領域，便無外國勢力趁虛而入的情形；反觀臺灣較海南島大，但僅有二廳四縣，並且東部並未設官治理，導致同治7年（1868）發生大南澳拓墾事件，讓外國勢力有機可趁。因此便有提議，從大南澳開路往南，至東部設州縣治理。

至後山北路開鑿之時，國家力量初次進入蘇花沿線，清廷對於大南澳多了一些了解。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在開鑿北路時做了一些觀察：

余考蘇澳至奇萊水程百餘里，陸路二百餘里。其水則懸流惡湍，險仄異常；自宜取逕於陸，以利師行。而陸之疊嶂叢林，素皆人跡不到；登高以眺東澳之南，陰翳蒙密，極目無際。兼之四時草木皆青，燃之不爇。額刺「王」字之番，更以殺人為豪。其俗得一頭顱，方能得婦；處事不論情理，以得級之多寡為曲直。故時挾標鎗，伏莽狙擊；中則割其首，吮血刮肉而去。兵勇、樵夫被其刺殺者，不時而有。

由上文可知當時的蘇花沿線自然環境原始，高山峻嶺人煙罕至，其中住有兇狠的王字生番，時常襲殺漢人，也提及原住民的馘首習俗，雖然吮血刮肉這一點是漢人對原住民的誤解；蘇花之間雖有水路可通，但海象時常不佳，羅大春認為行軍時取陸路較為有利。

即使大南澳環境原始、人煙罕至，在漢人眼中仍然具有優點。羅大春開路過大南澳後，認為「自大南澳至石屋，中皆平坡，縱橫數十里；雖管茅荒穢高至丈餘，而山水清腴，勃勃有生氣。」石屋是指如房屋的石崖，這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若經過開墾，可成為良好的耕地，卻在原住民的威脅之下無人入墾，直至日治時期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完成之後，漢人的開墾才成為可能。

總而言之，在清代的文獻與方志中，有關於大南澳地區的記載，大致上是一個生番出沒、荒煙漫草的瘴癘地區，在漢人眼中是化外之地、噶瑪蘭的邊界，以及富有潛力卻阻於原住民的一片沃土。在漢人無法與原住民和平相處之時，便有外國人看上了大南澳這片土地，積極的進入開發。